直男癌男权社会结构的病症

近日，学者周国平在微博上写道，“一个女人才华再高，成就再大，倘若她不肯或不会做一个温柔的情人，体贴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给我的美感就要大打折扣。”网友们用此调侃周国平的大男子主义，称其为“直男癌”的代言人。随后，之前流行于网络的“直男癌”(主要指大男子主义倾向严重，不尊重女性及其权益的男性)一词再度成为热议的话题。为什么“直男癌”会引起热议？“直男癌”到底是种什么“癌”，如何理解这个词及其背后的现象，使用这个词对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普通男性怎么看待这个词？1月23日，在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和优酷网等联合主办的一场题为“‘直男癌’是种什么‘病’”的沙龙上，吕频、张天潘、张慧瑜、吴强四位嘉宾分享了他们对“直男癌”的解读，全方面剖析了这种泛滥的社会病。

诊断“直男癌”，这是社会病

张慧瑜(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刚看到“直男癌”这个词时觉得触目惊心，我觉得任何一个正常的、受过教育的人都很难说出那些“直男癌”式的言论。为什么能够讲出那样赤裸裸的大男子主义的话？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冒犯的、而且是带有情绪的。在网络上匿名攻击的，很多是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人，通过辱骂女人来挽回男人的尊严，弥补在社会上受到的压抑，从这个角度，我理解“直男癌”是“穷男人”的政治不正确言论。

张天潘(南方都市报评论记者)：说到直男癌的代表，我认为周国平这种是轻度的“直男癌”，重度的是李阳，对家暴没有任何道德负罪感，说是中美文化差异，可能是癌症晚期的表现。韩寒可能是中度的，他说不能容忍老婆去上班，她的所有时间要被自己支配，认为女人就应该安静地居家，不要去工作；另外就是希望他老婆和其他的女朋友和谐相处，但又没法忍受老婆出去和别人交往，对性伴侣的忠贞要求是保守的，但又是单方面的。

吴强(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讲师)：“直男癌”这个词指向以性取向为区隔的道德观，这样的伦理极其保守，任何违反者都是异端。这些“患者”都是成功人士。越成功，表现出来的症状越强烈，他们的成功建立在压迫女性的基础上。而文化背后是经济、社会、政治上根深蒂固的支持，这种支持才是我们要批判的—批判“直男癌”不是要批判周国平、韩寒个人，而是看他们背后是什么在支持。

社会塑造的“直男癌”式的理想家庭

张天潘：我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做些简单的分析。文化社会学有一个“语言决定论”，认为语言决定思维，社会通行的语言会决定整个社会的思维。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很多负面的贬义词是有“女”字作为偏旁的，比如奸、嫉妒、贪婪等等。到现在，形容女性的词比如“绿茶婊”，甚至剩女、女博士，都是负面的，整个社会对女性都是不友好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出现“直男癌”这个词很好。并且我认为社会对女性的不友好不仅体现在语言上，还表现在很多细节上。比如，前几年有“占领男厕所”活动，从日常生活非常简单的厕位比例都能体现男女不公平，可以想象，社会的运作逻辑里对女性的不尊重和不友好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直男癌”这个词是一种武器，从语言上对男权社会形成有力的挑衅，让更多人能够意识到社会应该对女性更友好。

张慧瑜：首先我认为周国平这个事件很有意思，因为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这样说，但在网络时代，他被很多有性别意识的网友碰到。在八九十年代我们不会批评他，当时他是很有名的哲学家和文化偶像。但对现在的社会来说，周国平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过时的人，甚至不是活跃的知识分子。现在的年轻人很有性别平等的意识，马上就指认出周国平的言论是典型大男子主义，这是时代的进步。

第二，性别身份是人很重要的身份。如果把社会比喻成一个化装舞会，性别身份是重要的面具之一。不同的性别身份、男女形象，都是观察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窗口。这一两年我们发明了很多和性别有关的说法，比如“直男癌”、“暖男”、“大叔”；比如“女汉子”、“剩女”、“绿茶婊”、“腹黑女”等。这些在网络和社会流行的对女性和男性的看法，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有两点启示，现在的社会是跨性别的社会，对男人和女人的想象是“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比如“暖男”是偏女性化的，“女汉子”是偏男性化的，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性别越界。它一方面是去性别的，不是传统的男人和女人，另一方面是跨性别的，把女人想象成男人，把男人想象成女人。典型的是“腹黑女”，九十年代像宫斗、权力斗争都是男人的战场，比如《雍正王朝》；但现在想到的是女性，发生在后宫中，如《金枝欲孽》《甄嬛传》《武媚娘传奇》。“腹黑女”成为了权力斗争的假面，以女性的身份来表现。

但现在的性别意识又趋于某种保守化，“直男癌”的言论表现得最清楚。如果留意电视、广告，会发现“直男癌”式的家庭是对中产家庭的想象，男人开车，女人洗衣服，在广告中看到很多。恰恰周国平的言论无意中说出了当下社会的秘密所在，整个社会在塑造的理想家庭是“直男癌”式的家庭。从这个角度看，“直男癌”所代表的并不仅是一种大男子主义的认识，而是社会在塑造“男人在外挣钱、女人在家养孩子”的社会结构。这样男权的社会结构已经成了都市家庭的基本形态。在这样的结构中，男人是否更获益呢？我觉得男人会更累，因为男人必须有钱，才可以成为好丈夫。

女人有了反攻性“杀伤性武器”

吕频(女声网主编，独立媒体人)：我的角度有点不一样。我想起了三个字—“拉清单”。不知道年轻朋友是否知道这个词，反映抗战电影里的汉奸们，现在作威作福，将来会被“拉清单”。当代也有“拉清单”的现象，比如国外有网站是女性去曝光约会中不尊重女性的男人，对渣男“拉清单”。我突然发现“直男癌”其实也是一种“拉清单”的行为，把公然的大男子主义者们用诊断的方式曝光了。而且和以往不一样的是，这不是针对现象而是针对人的。如果是针对现象，没人对此负责，但如果是针对人，就把责任钉死了。这也是它的攻击力所在，它攻击的不是看不见的现象和体制，就是这个人，让这个对象无处可逃，这是它攻击力的来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就必须赞美，在男权社会充满了对女人的杀伤时，女人终于有了自己反攻性的杀伤性武器。以往在各种厌女言论和事实面前，女人没有或者极度缺乏语言去说话。厌女症不但占据了语言和文化，也占据了社会生活—“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另外一些动物更平等”。女人从来是不平的，但怎样去表达这种不平？就是各种私下的抱怨，所谓的唠叨、姐妹们在一起吐槽，还有自己都不明白怎么回事的“作”，这些都是女人不平的反映，但这是缺乏语言的表现。

当“直男癌”这个词出现后，女人终于可以用愤怒的方式让厌女症患者看到她们的想法。女人终于有了自己的语言，语言带来话语权和力量。这个词的攻击性让这些人和社会必须面对这样普遍存在的症状和笼罩中国的急需治疗的症候。这背后是女人，起码是一部分女人的成长。虽然是以一种缺乏“女人味”、不温柔、不美的方式来成长，但面对女人的成长和觉醒，面对她们想要自由的生活、不再做传统和顺从的女人时，这个社会没有能够跟上，以患者们作为代表。这注定是有很多性别的摩擦和冲突的时代，问题是在冲突和摩擦之后，我们能否开启一个新的协商空间，去解决社会中性别的痼疾。

另外一个问题，让我有点不安的是，这个词本身带有歧视性和攻击性，有以暴制暴的色彩。但我们绝对不能收缴女人的这个武器，当社会还没有给予女人应有的权利时，我们不能规训女人好好说话、放下反攻性武器。谁都不愿意看到两性间的战争，但和谐怎样才能实现？现在可能是必然经过的阶段，我感兴趣的是为了让这个阶段往更好的阶段过渡，我们能做些什么？

吴强：我想起了社会的癌症。菲律宾19世纪有本书叫《社会之癌》，作者荷塞·黎萨被称为菲律宾独立之父，小说讲的是在西班牙殖民之下，菲律宾本土的人被殖民的状况，这种被殖民的状况被称为“社会之癌”。这个作者被西班牙政府绞死后，菲律宾就爆发了独立战争，后来建立了菲律宾共和国。《社会之癌》具有如此大的革命意义，今天我们谈“直男癌”同样可能具有巨大的革命意义，情境是相似的。为什么“直男癌”能成为今天非常有趣的话题，我相信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结果。过去三十年，我们得到不少自由，市场的自由、经济的自由等等，但相比之下，这些自由都没有性的自由来得更真切。这是我们要承认的，但是反过来，这个社会一切的娱乐、权力、经济和交往，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将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直男的男权主义作为中心，更为突出。压迫性的性关系在日常生活、权力政治和经济关系中扮演着非常中心的角色，性的自由，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这样紧张的关系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以至于一个过时的哲学家居然会进入到公共话语中。

“暖男”是变相的“直男癌”？

张天潘：与“直男癌”被相提并论的是“暖男”。而我一直觉得“暖男”是变相的、包装好的“直男癌”。大男子主义是不让老婆工作，但“暖男”是“没事，我养你、精心呵护你”，本质上是一样的。比如最近很火的电视剧《何以笙箫默》，就是“直男癌”的表现，霸道总裁爱上柔弱小白，把女性捧在手心。这是“暖男癌”啊，女性要醒过来，不能被男性这样很简单的招数感动。这是一种癌症的表现，你会慢慢依附于他，觉得这个世界他最好，你离不开他，让女性如沐阳光，而事实上，在现实中，这种男人往往会四处播撒阳光的。女性同胞非常受用这种精心包装的、以无毒无害的面目呈现的“暖男”，这是种变相的癌症，在社会很有市场，很多图片和心灵鸡汤都是这样的。

吴强：“暖男”和“直男”是相互支持、互为条件的。女性满足于寻找暖男，忽略了暖男背后都是直男，以暖男的面目浮现出来。比如英雄人物、模范都会被塑造成暖男，维护核心家庭的价值。家庭成为重要的价值。就像女德班，一方面要接受暖男的价值观，另一方面要学习女德。

吕频：我想到这个社会刻画两种女人—好女人和坏女人、圣母和荡妇，这是分而治之的统治术。现在社会又给女性提供两种男人，好男人和坏男人。坏男人是要取悦和服务他的，好男人是你被取悦和呵护的。当女人被定位为需要男性的取悦和呵护的性别时，这种需要反映的是这个性别内在的匮乏和不自立，最终的命运仍然要通过男人来解决问题，而且这种解决只是私人领域的，好像拥有个人的幸福家庭，女人就能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

为什么女人特别需要幸福的家庭？就是因为公共领域里充满了险恶，性骚扰、歧视、不平等对待等。如果有创伤的感觉，这时的梦想就是回到那个位于六环外的小巢里，在男人的呵护下修复，这就是女人痛苦和匮乏的解决方案。如果按照这样的解决方案，这个性别是没办法成长的。而且当每个人，尤其是女人，圈在个人幸福生活的领域时，会发现女人的力量包括对社会改造的力量就没有了。人们又变为小的、可被管制的细胞式的单元。所以我们谈男人女人的关系，不是基于个体的、私领域的亲密关系。这是个隐喻，包括在公领域怎样相处和实现共同的发展。其实“直男癌”患者都已经看到这一点，他们的言论里同时涉及这两个领域，女人在职场要扮演什么角色、在家庭要扮演什么角色，他们看到了公私领域的互通。

吴强：“暖男”的局限性也在这里。之前有人大代表建议设立女性车厢。对差异越强调，表示被差异化那一方越被压迫。当“暖男”偷偷置换、提出要设立女性车厢的时候，就意味着不再试图扩大公共供给，而是把女性隔绝出来。不是真正解决男女平等的问题，是以爱护的方式体现“暖男”，这是父爱主义政府的一贯表现。好心的劝诫看似在关心，但其实是不想真正解决问题。

张慧瑜：在日韩，可能“直男癌”更普遍，儒家伦理和日韩资本主义非常融合。反观中国，为什么会这么强烈地反对“直男癌”，这个很有意思。另外，有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提出，现代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同构的关系，父权社会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发展。刚刚提到“暖男”的话题，相比九十年代，为什么女人对家庭这么在意，这反映了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作为女性，好像只有家庭可以依附，她们在社会中的独立空间非常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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